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

——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为中心

     在中国，教会大学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一般认为，1879年由度恩书院、培雅书院合并而成的上海圣约翰书院是外国差会在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教会大学。至1952年所有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收归国有，70多年间，外国差会在中国陆续创办的被公认为属于高等教育机构的教会大学有近20所。这些教会大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1]；另一方面，作为受到不平等条约保护、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中外教育交流的载体，在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也以各种方式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本文拟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段为中心，考察教会大学的出现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一、教会教育专业化与教会大学的产生 

    1877年，基督教新教29个差会的126名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会议。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Mateer,Calvin Wilson)在会上发表的《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一文，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广泛关注。狄考文的论文针对在传教士中普遍存在的反对教会办学和只主张办初等学校的两种观点进行了批评。他的主要论点是：“基督教与教育就它们本身来说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它们之间有着自然而强烈的亲和力，使得它们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青年教育一直是教会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教会已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它不能把教育这项伟大的工作留给世俗社会去办。”狄考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教会为什么必须重视教育工作：第一，教育是培养一批有效而可靠的当地牧师的重要手段。第二，教育对于为教会学校提供教员并由他们把西方的优良教育引进中国是十分重要的。第三，教育在培养把西方文明的科学、艺术引进中国的人才方面十分重要。第四，教育在中国是晋升到上等阶层的最佳途径。第五，教育有利于教会的本土化发展。狄考文反复强调，他的文章不是要把教育提高到作为中国基督化的一种伟大手段的地位，而只不过是要表明它的重要性并为它争取合理的地位而已。[2]在这次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的意见虽然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但是他所提出的问题却引起了与会者的一致重视。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狄考文文章的发表为教会学校取得“合理”的教育机构地位起到了“正名”的作用。正是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以丁韪良(Martin,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为主席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成员包括韦廉臣(Alexander Wiltiamson)、狄考文、林乐知(Allen,Young John)、黎力基(Lechler,Rudolf)和傅兰雅(Fryer,John)等欧美著名传教士。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议决编辑两套中文教科书，以满足教会学校的教学需求。至1890年，该委员会“计出版书籍50种，74册，另外审定合乎学校使用之书籍48种，115册。以上共计98种，189册”[3]。这些书籍的内容涉及算学、天文、历史、地理、宗教、伦理等各个领域，不但被教会学校作为教科书，而且也被当时的新式学堂所采用。狄考文论文所引起的广泛关注，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及其工作的开展，标志着传教士教育工作开始走向专业化，而教会高等学校的举办，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这种专业化的必然趋势。

    如果说1877年的第一次传教士大会更多的是关注教会教育的专业化问题，那么，13年之后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则把重心移到了如何提高教会学校的办学质量上，而发展教会高等教育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话题。狄考文在会上发表了《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的讲演，他的下面一段话很准确地反映了一批思想敏锐的传教士们把办学的重点转向高等教育的动机、目的和心态。他说：“不论哪个社会，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是有影响的人。他们会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对传教土来说，全面地教育一个人，使他能在一生中发挥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巨大影响，这样做，可以胜过培养半打以上受过一般教育但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人。”[4]林乐知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发展“一所本地的基督教大学”，并建议各教派之间应当进行充分的合作。[5]另一位传教士李承恩(Plumb,Nathan)在大会上的发言则指出了19世纪90年代教会学校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学校和学院追求大学的名称和地位，现在已经变得很普遍了。……高等教育这个主题是众所瞩目的，在不久的将来它很可能是教会工作的主要部分。”[6]在这次大会上，学校教科书委员会扩大为“中国教育会”，由狄考文任主席。“中国教育会”的宗旨是“促进在华的教育兴趣，增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间兄弟般的合作”[7]。虽然编辑教科书仍是“中国教育会”的重要工作内容，但它的活动范围已大大拓展，更多地体现为对整个中国的基督教教育发挥协调、组织和推动的作用。从狄考文起，该组织的历届主席（注：除狄考文外，“中国教育会”的历届主席还有潘慎文（上海中西书院）、谢卫楼（通州潞河书院）、李提摩太（山西大学堂），赫士（山东登州书院）、师图尔（南京汇文书院）、卜舫济（圣约翰书院）。）几乎都是著名的传教士教育家并任教会大学（或新式学堂）的校长，对于教会大学的发展而言，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有利的条件。

    在办学实践层面，第一所教会大学的产生与美国圣公会主教施约瑟(Schereschewsky,Samuellsaac joseph)的努力有极大的关系。早在1875年，他便向圣公会布道部提出在华建立一所教会大学的建议。1877年3月，施约瑟撰文呼吁筹集10万美金在华创办一所教会大学，他写道：“从教会的开始起，教育就一直是传播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媒介……没有教育作为工具，我们在像中国这样的民族中传教的努力，是最徒劳无功的。……‘科甲出身’是中国所有通往出人头地之门的敲门砖。一所如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在中国将比在其它地方更可能产生也许远远超过我们最乐观期望的结果……我们所提议建立的大学，无疑将成为吸引帝国各地的青年，并把他们置于基督教和基督教文明影响之下最有效的手段。”[8]施约瑟主教募捐10万美金的计划进行得并不顺利，但建立一所教会大学的愿望却得以实现。1879年4月14日，是西方的复活节，这一天中外宾客200余人聚集在上海西郊的梵王渡，出席了圣约翰书院的奠基礼。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除圣约翰书院外，先后有上海中西书院、山东登州书院、北京汇文书院、通州潞河书院等教会学校采取增设课程、扩充教学内容、延长学制等办法努力朝着高等学校的方向发展，但是，就学科程度而言，“在1900年以前没有一所真正达到大学水平的大学”[9]，只是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上戴了个大学的“帽子”而已。

    传教士们对教会教育专业化认识的逐步明确和对举办高等教育重要性的体悟，既来自于他们长期从事传教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更包含着对中国社会发展客观需求的切身感受。众所周知，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成立，至19世纪90年代，在各通商口岸和沿江沿海城市创办的各类新式学堂已有30所左右；留美幼童和留欧学生的派遣更开启了国人直接赴国外汲取西方文化教育的途径。尽管新式学堂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才相对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和仍在科举仕途上跋涉的传统士人而言，在数量上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他们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及其上升势头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1890年的第二次传教士大会上，狄考文就指出：“中国在缓慢地但是肯定地向西学开放，对这类人才的需求是逐年增加的。”[10]

    进入19世纪90年代，教会大学逐步摆脱“戴帽大学”的尴尬，有了较大的发展，至1904年中国政府颁布《癸卯学制》、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先后有育英书院、山东联合大学、岭南学堂、东吴大学、华北协和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震旦大学等或由原来的学校升格，或是新创办的教会大学。1902年圣约翰大学有25名正科生毕业，1905年，在育英书院注册的大学生有35人。这一时期教会大学的发展与传教士作为办学主体的认识和追求有关，更受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的现实的刺激。经过自鸦片战争以来50多年的中外交往，西学和西方教育的功能，在中国士人的心目中和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在甲午战争失败和八国联军入侵所激起的高涨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推动下，迅速转化为从维新运动开始的、持续不断并且愈来愈猛烈的对旧教育的改革和对近代西方教育的空前热情。就高等教育而言，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创办，它的头等学堂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大学的嚆矢；1896年南洋公学成立，它的上院就是后来上海交通大学的雏形；1898年，经过多年酝酿的京师大学堂在维新运动的高潮中诞生；1902年，山西大学堂作为省一级创办的第一所大学也宣告成立。在短短的7年间(1895-1902)中国人自办的大学一下子冒出了4所，尽管它们在各个方面都还很难说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但是，这毕竟是中国新式教育产生30多年以来，有目的、有计划地创办的第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国人自办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和教会大学的初步发展都恰好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样一种历史的“巧遇”，给我们考察教会大学推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产生所起的作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

    那么，教会大学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从哪些方面发生了影响呢？

    1.教会大学的产生是传教士主动改变传教策略，以便更好地实现使中国“基督化”的产物（注：在这个问题上，胡卫清的《普遍主义的挑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作了深刻的阐述。），它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变革对西学和专门人才的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教会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提供了一种模式。

    如前所述，传教士们对教会教育专业化认识的逐步明确和对举办高等教育重要性的体悟，是在长期传教过程的痛苦摸索中获得的。从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初，伴随着教会大学的产生和初步发展，教会内部为之经历了近30年的学理上的争论和实践中的较量。无论是以狄考文为代表的“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还是以卜舫济(Pott,Francis Lister Hawks)为代表的“新保守派传教士教育家”（注：关于这两派传教士教育家的分析，参见史静寰的《狄考文与司徒雷登》（珠海出版社1999年版）一书。），他们在学校是否使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在世俗教学内容与宗教教育内容的比例孰多孰少等问题上有过长期的争论，但是，在下述两个事关重大的问题上却意见一致。一是在强调发展高等教育，培养在社会上有地位、有影响而又具有基督化人格的领袖人才，进而实现从个体人格的基督化到整个社会的基督化这一终极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换言之，教会教育的专业化和教会大学的产生从根本目的上讲，不是要消除或削弱宗教信仰、精神世界的的影响，而是要使这种影响更潜移默化，更能长期发挥作用，说到底，这是作为文化现象的宗教传播在近代中国的一种扩张形式。二是在强调学校教学内容引进世俗知识，特别是西方近代科学知识方面也是一致的。狄考文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曾说过：“所有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上帝恩赐给基督教国家的……（科学）是上帝特别赋予教会去打开异教邪说的大门的工具和争取人们信仰的手段。……我认为基督教传教士不仅有权开办学校，教授科学，而且这也是上帝赋予他们的使命。”[11]狄考文不容置疑的傲慢口气流露出虔诚基督教徒和殖民主义者的双重心态，但是，他的注重在学校中讲授科学知识的观点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大多数传教士们的共识。许多传教士相信科学在战胜迷信、愚昧，消除中国人的祖宗崇拜以及吸引社会上层士人方面有着其他传教手段无法代替的作用。因此，教会学校的“升格”、“戴帽”，主要是增设自然科学课程和延长学习这些知识的时间，教会大学之所以区别于教会中、小学，就教学内容而言，也主要是增加了大量的科学课程和应用课程。尽管传教士们举办教会高等教育的动机和增设自然科学课程的目的很难说有多么高尚，然而，教会大学的产生和大量科学课程的引进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学校教育的一系列变革，却是适应了中国社会在19世70年代至20世纪初年社会变革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从1879年圣约翰书院成立至1904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大约有10所教会大学先后成立。虽然从教会大学发展史的角度看，它们还带有浓厚的初创时期的稚嫩和不完善，但是，它们的出现和存在，既为中国政府和地方最早创办的一批大学提供了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个西方近代大学的实例，也是对正在日益走向衰落的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一种严重的冲击和挑战。从教会大学对中国高等教育影响的全过程看，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19世纪期间，教会大学在中国有其独特性，因为它们向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中学西学相结合的一种模式……本世纪初（指20世纪初——引者注）基督教教育工作者和教会大学开始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他们有现成的西式学校，因此，他们能够帮助阐明一些基本问题，诸如：群众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应有什么相应的重点？专业教育、大学水平的文科教育或中等专业教育，是否应该得到加强？”[12]而这些基本问题的阐明，对于20世纪初中国正在酝酿之中的初、中、高互相衔接的三级学制的确立和处于初创时期的现代高等教育无疑都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2.教会大学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提供了一批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他们在教会大学（或教会学校）所获得的经验、学识，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初创时期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如前所述，在1905年以前，中国政府或地方举办的大学有4所，分别是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京师大学堂和山西大学堂。在这4所学校里无一例外地都有传教士担负着重要的管理或教学工作，而这些传教士又都有从事教会教育，特别是教会大学工作的阅历和经验。1895年筹建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聘美国传教土丁家立(Tenney,Charles Daniel)为总教习，实际负责学堂的全面工作。丁家立1857年生于美国麻省波士顿城，1879年获神学硕士学位。1882年来华，先在山西传教，1886年到天津，租房开办中西书院，自任院长。1895年受聘任新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第一任总教习，1896年兼任留美学堂监督。1902年受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世凯的委托，兼任直隶高等学堂总教习，并兼直隶全省西学督办。1906年丁家立辞去北洋大学堂（由天津中西学堂发展而来）总教习一职，只任留美学堂监督，1908年完全脱离北洋大学堂返美。丁家立为了全身心地投入中西学堂的创办，主动停止了自办的中西书院。他受学堂创办人津海关道盛宣怀的委托，全面负责筹划中西学堂的办学方针、招生办法、学校规模、学堂章程、课程设置、教习延聘、待遇确定、经费筹措以及校址的规划等重大事项。[13]在盛宣怀向清廷上呈的有关奏折中多次讲到丁家立的贡献，并为他请奖。丁家立担任初创时期的天津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堂总教习达11年，不仅为学校的创办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他还亲自编写教材和为学生开课（注：丁家立在职期间主持编辑《北洋丛书》作为学校教材，他所著《英文法程》上下册和该校教授美国人任纳福所著《世界通史》皆为当时最流行的教科书。参见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编，《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1906年丁家立辞职，北洋大学堂学生在《送丁公家立序》中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自近世祸作，众咸知国家靡学不兴。于是则创学堂，谋教育，举国嚣嚣，有若发狂。迄于今智者窥神州之学程，谓佥莫燕赵若，燕赵丁公所任也。夫庚子之乱，直隶当其冲，浩劫洪灾，生民昏垫。以常理衡之，则学务之逊于他州，势所必至也。乃不数年间，死灰复燃，且炎炎然。枯骨再肉，且艳艳然。靡不逊已也，且实驾而上之。挢闻者之舌，而瞪见者之目，丁公之功，不其伟矣。”[14]毕业于北洋大学堂并曾任该校主要负责人的我国著名科学家李书田，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这样评价丁家立的贡献：“创设伊始，延聘美籍名教育家丁家立博士为总教习，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等大学相伯仲。……北洋之得于庚子后复兴，而蔚为东方有名学府者，皆丁先生之功也。”[15]应该说，这些时人的记述和后人的回忆充分说明了传教士丁家立在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所现代大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了表彰丁家立的贡献，中国政府曾三次授予他勋章。

    另一位美国传教士福开森(Ferguson,John Calvin)参与南洋公学创办的过程也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福开森生于1866年，毕业于美国波士顿大学。1886年来华，先在镇江学习汉语，次年到南京。1888年得到美国教会的一笔捐款，在南京创办汇文书院，福开森自任院长。汇文书院始设圣道馆、博物馆（即文理科），后增设医学馆，是较早升格的教会大学，之后与其他学校联合组成金陵大学。1896年，盛宣怀奏准清廷，在上海创设南洋公学，分设师范院、上院（大学部）、中院（中学部）和下院（附属小学）。1897年聘福开森为首任监院，福开森遂辞去汇文书院院长之职。福开森任南洋公学监院至1901年，前后共4年。福开森任职的4年正是南洋公学的初创时期，他不仅按照聘任合同规定，负责公学教师、学生的考核稽查，而且还被委托总管校舍基建工作和安排学习的课程：“……中院和上院的设计图是我画的。……为了提供体育锻炼，我安排了每周有二、三次的军事操练课。引进了足球、棒球和网球等项运动。”[16]1901年，南洋公学上院拟改为商务学堂，福开森受派赴美国、英国、比利时、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考察，遂离开学校，但仍一直关心学校的建设和发展。为了表彰福开森的功绩，清政府赏他三品顶戴。

    可以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兴办的一批较有影响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几乎都有那些曾经主持过教会学堂或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的身影。设在首善之区、受到清政府高度重视的京师大学堂，聘请了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作西学总教习，“总理西学”。而丁韪良曾任前面提及的教科书委员会主席，并在京师同文馆任总教习达25年之久。1901年袁世凯创办山东高等学堂，聘请山东登州书院院长、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赫士(Hayes,Watson Mcmillen)任总教习。1902年成立的山西大学堂，聘请英国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任西学专斋总理，等等。这些“监院”、“总教习”、“总理”，利用他们被赋予的权力，把自己在教会大学的经验和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理解，诸如办学体制、管理办法、专业设置、课程安排、教学方法，甚至包括学校的体育活动等，尽可能地移植到中国最早的一批高等教育机构中，具体而有效地影响了这批学校的内部运作，从而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参考文献】:

    [1][8]　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体的圣约翰大学[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7.

    [2][13]　狄考文.基督教会与教育的关系[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11,6-7.

    [3]　王树槐.基督教教育会及其出版业[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03-104.

    [4][10]　狄考文.如何使教育工作最有效地在中国推进基督教事业[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15,17.

    [5]　胡卫清.普遍主义的挑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6-67.

    [6]　李承恩.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A].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下册）[C].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41-42.

    [7]　史静寰.狄考文与司徒雷登[M].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89.

    [9][12]　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28,490.

    [13][15]　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19,21.

    [14]　送丁公家立序[A].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编辑室.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资料选编[C].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1991.41.

    [16]　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A].交通大学校史撰写组.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C].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10,11,13.